《聯合早報》10月25日文章。是的，在最后一刻達成債務上限協議的美國又躲過一劫。然而，彌合理念和黨派分歧的時間只剩下90天，美國債務炸彈的引信已變得越來越短。隨著一個失能的美國政府逐漸滑向深淵，對中國這個美國最大的外國債權人來說，其中的利害關系太大了。

 事情原本沒有那么復雜。2000年時，中國只擁有價值約6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約占美國3.3萬億美元債務的2%。但隨后美國的負債規模暴漲到近12萬億美元(如果包括政府內部持有負債的話就達16.7萬億美元)。而中國占美國債務的比例也翻了五番，截至2013年7月達到近11%(1.3萬億美元)。

 中國購買美國債券，是因為這符合其貨幣政策及它33年以來一直依賴的出口導向型增長。作為一個貿易盈余的儲蓄者，中國自1994年以來就擁有大幅經常賬戶盈余，并逐漸積累到今天將近3.7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

 中國把其中約60%的外匯儲備重新注入以美元發行的美國政府債券，因為它希望限制人民幣對美元這世界基準貨幣的升值幅度。如果中國不買那么多美元的話，人民幣的匯率——自2005年中以來對美元已升值35%——將出現比現在更大的升幅，導致其競爭力和出口導向型增長受損。

 然而，美國債務上限的亂局已經向中國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同時來的還有其他警報。后危機時代美國總需求的停滯狀況——尤其是消費者需求——很可能持續，導致中國出口商無法在這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獲取所需的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詆毀中國行為——這場兩黨之間互相指責的鬧劇在2012年政治周期中達到了一個新的極端——依然是一個真實的威脅。而如今美國債券的安全和保障已經無法保證。經濟的警鐘很少如此響亮，現在正是中國做出明確反應的時候。

 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實現重新平衡。一系列內部因素——過量資源消耗、環境惡化及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都讓人們質疑舊有的發展模式。而以美國為中心的一系列外部因素，也顯示再平衡行動已經刻不容緩了。

 再平衡會導致中國的盈余儲蓄減少、外匯儲備增加大幅放緩，其對美元資產似乎如饑似渴的需求也會減低。而減少對美國國債的購買完全符合這一轉變的過程。在長期依賴中國解決自身財政問題后，美國或許得支付更高昂的價格來取得外部資本的供應。

 近來，一些中國評論員大談一個無可避免的“去美國化的世界”。對中國來說，這可不是一場實力競賽。這應當被視為一個做出正確決定的有意識戰略，因為它在未來數年也將面對自身增長和發展必須克服的難題。

 美國也會發現，如何應對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是件同樣緊迫的事。相互依存對雙方來說從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戰略。中國只不過是首先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其源源不斷購買美國國債的日子也會很快終結。

 雖然最近一次美國債務違約的威脅警報已經解除，但這僅僅是暫時而已，因為另一場斗爭很可能在明年年初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再次調高時爆發。在歐洲，危機的根源來自于單一政治聯盟的缺位，但美國的危機則表明政治聯盟并不是根治危機的一副靈丹妙藥；在歐元區，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需要重新籌錢償還的債務是如何產生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否與議定的債務上限相抵觸；在美國，斗爭的核心則是這些資金究竟將用在何處。兩者的區別其實歸根結底也不大，而且也都不應該。

 在歐洲，危機的根源來自于單一政治聯盟的缺位，但美國的危機則表明政治聯盟并不是根治危機的一副靈丹妙藥；在歐元區，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需要重新籌錢償還的債務是如何產生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否與議定的債務上限相抵觸；在美國，斗爭的核心則是這些資金究竟將用在何處。兩者的區別其實歸根結底也不大，而且也都不應該掩蓋了真正的危機：一個高公共負債時代下的民主自我治理問題。

 1773年，一群所謂“自由之子”在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喊出了這樣一句口號：“無代表，不納稅”。而美國的建立者們也很清楚地認定，對預算的立法管制是民主治理的一大關鍵支柱。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稅款依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債務融資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擴大。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總支出（包括征稅行為）超出總收入時，為舊債務重新融資的需求也不斷擴大。

 通往大規模高流動性國際債務市場的廣闊渠道，使得政策制定者們得以繞過某些最具挑戰性的治理問題。比起處理那些關于如何分配有限資源的棘手問題，政府似乎覺得自己可以獨占全部好處：一面維持低稅率，一面依賴充足的債務融資來取悅選民。但不斷增大的債務負擔表明，這種形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過度依賴債務融資已經腐蝕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因為政府財政逐漸由還債時間表決定，而非取決于選舉周期。在經濟增長時，債務融資可以讓人輕易逃避那些艱難選擇，一旦經濟出了問題，債主們以及那些在違約預期中得利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強加在任何人身上。

 這個力量來自于債務的本質。稅款是政府對其公民財政預期的準權益要求。在提稅方面獲得大多數公民的共識是極難辦到的事，并隨著資本流動縮小了稅基引發各國政府爭相降低稅率而變得越來越困難。

 相比之下，債務是一個答應償還的契約承諾，但債主們大多都不知道這些錢都花到哪里去了。在一個民主政體中創設切實可行的體系去管理公共負債是相當困難的。目前提供的機制是一個以協議為基礎、符合憲法的法定債務上限，以GDP的特定比率為限，或者像美國那樣基于名義條款。

 歐洲的經驗表明，以協議為基礎的債務上限基本上沒什么強制力。但正如美國最近這次僵局所體現的那樣，在對外部債務融資的需要增加的情況下，擁有有效否決權的少數派可以在經濟不景氣時濫用法定債務上限。

 事實上，在債務融資腐蝕自我管治方面，為黨派利益而濫用債務上限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常見。問題在于民主體制還未找到有效管理債務的方法。永不加稅的承諾導致美國只能依賴債務融資——更可怕的是，依賴于那些時刻準備否決再融資的人。